“我没有强奸女学生”。这句话，他重复了54年。
不是强奸犯，罪名却跟随了他一生，不惜耗尽一辈子时间证明自己无罪。
“如今78岁，但只做了24年人，其他时间都不是人。”
到现在，半只脚埋进黄土，棺材都已经备好，却依然没有得到清白。
“我死都不服啊。”
他，就是汪康夫。
故事，得从54年前说起。
1966年，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动荡的年代，王康夫时年24岁，在江西吉安市莲花县琴水小学任语文老师。
他热爱文学，谈吐不凡，课讲得生动有趣，常常带学生游泳、上山砍竹子等，深受学生欢迎。
没想到，这后来成了他罪名的证据。
他清楚的记得，1966年5月16号晚上，他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，社教工作组的教导主任带着几名公安，不由分说把他带走了。
那时的他不会知道，这一走就是十年，人生将被颠覆。
直到被带上法庭判决，他才知道了自己的罪名——强奸。
一份有着学生签名按手印的调查报告摆在他面前。
这份社教工作队的报告显示：“康夫自1964年以来，采取以治病为名、找学生个别谈话、指导作业、买票看戏、教女学生游泳、带女学生上山砍竹子等手段，诱奸两名女学生洪仔妹、尹福珍，猥亵了10名女同学。”
罪名刚下来时，汪康夫自觉身正不怕影子斜，“我是绝对相信，学生不会乱说的。”
然而，他也没有想到的是，没有证人，没有进一步调查，也没有直接证据，法院仅凭着一份材料，就定了他的强奸罪。
最终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
此后，他一生都笼罩在强奸犯罪名的阴影下，不得翻身。
2
没有罪， 却耗尽一生证明无罪
24岁，一个人最美好最该奋斗的年纪，前途本该一片光明，他却在与世隔绝的劳改中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十年。
1976年，他终于出狱，可人生早已不同。
同龄人早已娶妻生子，教过的学生都已成家立业，日子蒸蒸日上，平淡幸福。
而他，34岁孑然一身，一无所有，顶着强奸犯的罪名，不管在哪里都注定身败名裂。
出狱后，他把自己关在家中，“不敢外出，每次下地，都用帽子遮住脸，不敢和村民们打招呼，“别人以为我骄傲，其实那是一种极端的自卑。”
他有极大的委屈：“明明没有做，好好的一个教师为什么搞成了这个样子？”
到了1978年，全国开始平凡冤假错案，汪康夫决定，要为自己讨一个清白。
他认为，当年法院仅凭借三份工作组撰写的调查报告给他定罪，而没有受害者证言和医院的检查，完全是冤案。
他决定尝试给当年在强奸名单上的女同学写信，问她们为什么检举他。
写之前他也很纠结，怕她们的丈夫看到，会影响她的家庭和声誉，不过还是决定试试。
没想到真收到了回信，内容让他大感诧异。
一位同学回信说：“究竟为何事使您改造10年，倘若为强奸了我而受刑，这是实在的冤枉，冤枉，大冤枉，我可到法院去作证。”
另一人案件的关键人，洪仔妹在信中向他道歉，说当时有两人来问她，老师有没有对她动手脚，她说没有，被对方大声呵斥，“你不老实，其他人都交代了。”，她当时胆小害怕，又认不出材料上的字，按了手印就走了。
“10年牢狱，被害人竟然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，这个罪让我怎么认？”
这两封回信让他感觉翻案有望，连忙上交法院，结果法院说，你们这叫串供。
50年来，除了写过一封信，他从未联系过两人，也没见面，就未了防止说被串供，结果依然于事无补。
1978年至今，他一直写申诉信向各级法院申请复查此案，希望能还自己清白。
一封封申诉信，在墙角堆起来已经有半米高。
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起床写申诉信，因为只有那个时候脑袋最清醒。总觉得这个词改一下，那个句子换一换，别人就能相信他，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孩子们都劝他说，你已经写的很好啦，可他总觉得还不够，哪里还没说清楚。没说够好像不能表达自己的冤屈。
他的一生，都被禁锢在一件事里：证明自己无罪。
肉体是自由的，灵魂却没有解脱。
或许旁人无法理解，但只有身处其中的人，才会知道强奸犯的名头莫名落在自己头上，有多屈辱。清白之名对于一个清高的读书人来说，有多重要。
只要罪名没洗清，在别人看来他永远都是强奸犯。
几十年的申述之路，没有掀起一点浪花。直到2016年，江西台终于关注报道了此事。
这又给了他极大的希望，江西台当时说的也很好，“我们会高度重视此事，两周内会联系的”。
结果他等了几个月，杳无音信。
于是，他又到跑到省法院，法院却不接材料，不听陈述，不说理由，拒绝受理。
人生最绝望的事，不是没有希望，而是拥有过希望后，又一次次落空。
“法院从来没有拿过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，而我却用了一辈子来证明自己无罪。”
3
“我可能没多久了，只想清清白白的离开世界”
16年，经过江西台报道后，班上的男同学知道了此事，因为老师出面会被说串供，那就由他来为老师奔走，他骑着摩托车，一个个去寻访当时的涉案女同学。
另一个女同学说，当年有人强行让她承认老师调戏她。
还有一人说，她写的“歼”灭的“歼”，是主任拉着她的手，让她写了女字旁的“奸”
其他人更直言，汪老师从来没有强奸、猥亵过我们。
结果证明，当年的“受害”女学生，除一人去世，一人未联系到外，其余10人均否认被强奸或猥亵。
事情到这里，非常清晰明了，新的证据也非常有力，汪老师莫须有的罪名却仍然无法消除。
他的申诉之路长达四十余年，几乎走遍了江西所有法院，经历了数次希望再到失望，大多时候是无望，没人理他。
2016年，在记者的陪同下，汪老师找到了那两名女同学，隔了50年，同学们为老师受到如此大的冤枉感到不公。
看到当年的学生，七十多岁的老人终究还是忍不住眼圈泛红，躲在墙角里哭了。
同学请老师去家里坐坐，他拒绝了：“等到我能重新做人的时候，我再去坐。”
16年没结果后，他仍然没有放弃申诉，经过他和几位“受害女同学”的不懈努力，事情又有了一点希望。
2020年5月，江西省检察院终于依法重新受理此案。
2020年7月，以调不到案卷为由中止审查。
3个月又过去了， 8月26日，汪康夫等来了江西省检察院的电话。
听到电话那边的声音：“是汪康夫吧，我是江西省检察院。”他的眼里立即泛起泪花。
电话那一头说：当时调案卷的人正在医院住院，眼睛看不见，所以无法拿到案卷，暂时没办法受理了。
老人忍不住追问了一句：那要等多久啊。
那边说：“你不要老是在这边一直催我们，时间不是我能决定的。”
这句话就像一根刺，扎在老人心上。旁人无法理解，对老人来说又是一次希望落了空。
此事遭到网友的质疑：整个检察院因为一个人看不到，就停摆了？
如今，已经78岁的汪老师还在为此案奔走，焦急地等待调查结果。
他说："我可能没多久了，我不想带着强奸罪的罪名入土，就想清清白白地离开人间"。
他已经等了几十年了，如今还患有心脏病，胃出血等疾病，无法再出远门，他还能等多久？
10年在劳改，42年在申诉，就做了24年人。
用他的话说：度日如年，生不如死。
因为这个案底，他的人生彻底毁了。
服刑结束后，他没办法继续成为公办教师。1980年-2013年，他做了代课老师，领着极低的工资，三十块钱。
平时就养鸡养鸭，种菜等赚点微薄收入，生活非常困难。他的孩子也受到连累，有三个只上了初中，职高就退学，只有最小的女儿上了大学，还得靠哥哥姐姐们供才行。
汪老师说24岁的时候喜欢文学，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。
“如果没有那十年，几个孩子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至少会有能力培养他们到大学。”
他给记者展示了他的日记：
“8月7日到莲花法院，今天又到莲花法院，信访人接待说，我的申诉该院已列为重点复查，已抽出作为重点复查工作。
早餐后在招待所，餐厅遇见莲花县的初中同学，他现在是莲花县教研室的教研员，我向他谈了自己的蒙冤之恨，他表示同情。
他们都春风得意，而我，恨，恨，恨。”
“我无愧于社会，却被社会所不容，每遇故人，我便心如刀绞。出了家庭出身（父亲曾任国民党后勤人员），我没有任何愧对社会，特别是学生的地方。”
“十年徒刑，罪不在我。
这就是我一生的总结。”
有人曾问他说：你有想过获得国家赔偿吗？
他说：“我期望在我死去之前，能够看到我是清白的，不想让我的子孙，有一个强奸犯的祖先。
现在，如果被驳回申诉我就继续喊，快断气了就没办法了。但只要我还能说话，让我不说，我做不到。”
他相信法律，却始终得不到公正，迟到的正义，还能算正义吗？
现在多个媒体对这件事又有了关注，又给了他极大的希望。
作为新媒体人，我只能用手中的笔杆子帮他一把，希望扩大影响力，获得更多关注，希望能看到，老人在有生之年，能等到重新做人的那一刻。